九江在六朝时期的地位十分显赫，自东晋咸康八年后，江州治所移至柴桑，这里变成了江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了当时统治者极为关注的地方。
历史名人纷纷在此粉墨登场，演绎了一出出历史活剧，从而成就了九江历史的辉煌。
不过，当人们在九江地方志中寻找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只能找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时光，这段曾经厚重的历史，如今让人感觉模糊不清。
近些年来，宣传九江历史文化的书籍虽有不少，但涉及九江六朝时期的资料，却少之甚少。
九江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需要它的子孙世代传承，六朝时期的光阴不能被一笔带过。
汪建策、吴圣林，这两位拥有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文物工作者，让这段历史不再留白，一本名为《六朝九江志》的百科全书，追溯了一千四百多年前的社会动荡、人口迁徙及名族大融合……
填补九江志书不足
“九江地方志书，现存且能查阅到的，只有明、清两代的资料，往前的就很少了，若想查阅早期的资料，就只能借助其它的工具书。”汪建策的这席话也道出了许多从事史学研究人的尴尬。
据了解，除了《庐山志》属于专志外，其它都是些综合类志书，也就是说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但深度却不够，尤其是宋朝以前的著作，都只是“蜻蜓点水”，并且事物在表述时不够准确，甚至有传说、神话被载入志书。
汪建策早年在从事地方文史工作时，就发现，关于六朝时期的资料尤其难找。这次汪建策与吴圣林联手编写这本断代专志，是为了填补九江志书的不足，之所以选择六朝时期这个选题，也正是因为整个事件跨度很大，前后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六朝时期是九江两千多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朝时期，九江的经济、文化、宗教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本土文化名人陶渊明，也正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北方战乱频频，政权动荡不安，国家政治中心南移至长江流域，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南迁之后的人口，有相对一部分在九江安家，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文化现象，南北方文化大融合。
如果把秦始皇南征北战统一全国，作为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迁徙，那六朝时北方人口大量涌入九江就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第二次大迁徙。
大批的人口开垦了大量的农田，这也促成了九江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千多年前，六朝时代背景下的九江，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激烈争夺的舞台。
九江的百姓或许需要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可以让更多或是曾经，或是现在，或是即将在九江生活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这本书从起步到结束，虽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汪建策和吴圣林却累积了三十余年的文物工作经验。在这三十余载光阴中他们发现，出土的六朝时期文物所占的比例非常巨大，就连被盗的古墓，也多数是六朝时期所建。
汪建策、吴圣林从史书记载和三十余年的工作中发现，六朝时期的文化现象非常突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就拿当时所设立的“江州”为例，在当时这是比“省”还大的行政级别，它所管辖的区域包括江西、湖北、福建、浙江。所以，州志也在豫章、武昌、浔阳、柴桑等地之间徘徊，不过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九江至少是个省会以上级别的城市。
并且，那时的九江还有两次短暂建都的经历。
释放地方历史光芒
当时的中央王朝非常注重九江这块宝地，九江历史上很多次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只可惜一直未能形成政治中心。
虽然，史书中对此没有任何相关记载，但汪建策根据自己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结合考古资料及古代建都思维心理分析，
可能是九江这座城市在防御上并没有得天独厚优势，虽然区位和交通自古都很发达，引来名人无数……
天堑长江虽可以提供便捷的“进攻”需求，但这也同样可能被敌人“快攻”拿下，所以，在当时这也是交通咽喉的利弊所在。
汪建策之前从没有著书的想法，但越是从事这行，想法就越强烈，大量的六朝时期文物被发掘的同时，地方史、专史和通史顿时陷入尴尬。这个现象，不仅仅只是在九江，就连全国基本都是这个情况，专门研究史学的人，只要深入到六朝这块后，都很难拿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
严格上说，从东汉末年开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弥漫战火，朝代的分裂，政权的更迭。在当时的大格局里，又涉及到南北两个阵营的问题，同时还牵扯进很多少数民族问题，六朝时期不像秦汉史，有完整的起止时间和集中的中央政权；不像隋唐、明清有那些清楚的政治措施、经济手段和文化脉络。所以六朝时期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乱”字可以形容。
但九江正好处在长江流域，在六朝时期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这也是九江第一次大规模承接了中国的政权、政治。
由于汪建策、吴圣林同是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平时需要用这些基本的东西来反映当时的生活及历史现象，于是决定合力出书。
在著作过程中，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资料搜集，首先六朝历史本身就是段不完整的历史，再加上地方史书上几乎找不到完整的东西，即使找到，那也都些靠“故事”、“传说”串联起的文字，不能算是历史。
在各类史料里，九江各个时期的记录都非常详细，包括风土人情、物产、地貌等，唯独六朝时期的九江，是以粗线条一笔带过。
例如对宗教的描述，一些志书都是以某某高人，晚上做了怎样一个神奇的梦，梦中得到某位神仙的点拨，领悟了什么真滴，第二天起床时，某某大门前多了何种一神物，于是九江从此就多了怎样一个地方……
但实际上，如果掌握了六朝相关的文化脉络及某种事物的形成原因，其实神秘感十足的事情，也不过是历史形成的产物而已。
文化不应该是盒饭
以东林寺在佛教的地位为例，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此时正处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税收制度、国家政权动荡，大量人口开始以出家或是半出家的状态，生存，目的是为了避免那些因为战争带来的苛刻税负。
在当时，由于寺庙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这也是促成佛教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随着佛教文化的发展，逐渐朝圣的人也就多了起来，香火也随之兴旺。
六朝时期的环境造就了这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时间一长人们心中渐渐产生了神秘感。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感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四百八十寺并非是诗人的夸张，根据史书记载，梁武帝
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
出家人不理会政治，但现实生活中却行不通，古往今来有个不变的真理，统治阶级要靠宗教来服务他的政治，而宗教也需要政治的力量来保护它的宗教繁衍，这种相互作用下，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社会现象。
我们经常把九江这座城市，拥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底蕴作为骄傲的资本，但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哪段是最精彩的，哪段又是最混乱的，一些发生在这座城市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又是怎样的。
能回答以上的问题，才不愧为这座城市的后裔，当然也只有对九江历史脉络有了一定认识，才能回答上述问题。
说起天下第二泉，人们立即联想起阿炳的二泉映月，说起二泉映月就能联想起无锡，无形中两种文化要素相互之间就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又有谁知道，天下第一泉和第六泉都在九江，这个……
恐怕连本地人都回答不上来，更别提外地人了。
再说苏州太湖，相比鄱阳湖它的面积、资源、文化都不及我们，为什么它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却可以大于我们，原因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太湖美》，吸引了许多猎奇者。
最后说说厦门的鼓浪屿，一个不大点儿的地方也因为一首名为《鼓浪屿》之歌，唱来了游客无数。
结语
相比无锡、苏州、厦门，九江就缺乏这样的推手，白居易在九江落魄三年，如此背景下却是他文学的巅峰，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诠释、解读呢？
“同是天涯沦落人”、“飞流直下三千尺”、“出淤泥而不染”……诸如此类的千古名句，又有多少人知道出自九江。
只知庐山，不知九江的尴尬何时才会消失。
生活在九江这片土地上的人，思想、行为应该是超前的，因为这里四通八达，它所吸收、接纳的外来文化、信息，不应该会滞后其它地方。
可事实上，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史学研究，或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或因为兢兢业业一辈子，到最后也只是默默无闻地走了。
汪建策、吴圣林，倾尽了所有青春、年华，才累积出一本讲述九江记忆的书籍，书中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满载他们的时光与记忆。
作为九江的子孙，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这份珍贵的历史，尊重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者们……
——《长江周刊》2013.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