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春回大地，九江开始逐渐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4月22日至6月16日，明媚的阳光自东而西温暖着饱受战乱的九江人民。为了迎接这新的曙光，中共九江地方党组织在隐蔽战线上坚韧不拔地工作，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
九江中学支部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九江地方当局积极贯彻“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组织，到抗战后期，中共在赣北的地方组织基本解体。解放战争初期，作为国民党夏都所在地，九江地方党组织似乎销声匿迹了。
1947年9月，新学期开学，南湖湖畔的九江中学（现九江市一中），来了一位操福建口音的学生，名叫詹逸群。这位当选了班长的学生，并不只是埋头读书，还暗地里结交思想进步的学生和教师，原来他是中共党组织派来的。詹逸群是福建省平坛县人，来前担任中共福（州）长（乐）平（坛）工委学委委员，因遭福州市军警通缉，遵照组织指示，只身潜入九江，任务是以学校为重点，发动兵变、民变和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詹逸群在九江打开了局面。1948年11月，中共九江中学支部成立，詹逸群任支部书记。
九江中学支部成立后，先后审批发展了30余名党员，这批党员成为浔阳城里学运、民运和兵运的骨干。支部在九江市区建立了3个党的秘密据点，在庐山脚下设立了一个武装据点，还在庐山、湖口、湖北黄梅等地建立了一批联络点，以九江城区为中心，不断开拓新的工作面。
九江解放前夕，国民党九江政府对市区进步学生和教师的迫害变本加厉，他们故意克扣拖延发放教师工资。在九江中学支部的领导和推动下，九江中学、九江女中、省立高级工业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多次联合开展大规模的罢课罢教，全体教师和学生总辞聘、总退学，在市民中影响很大，令当局极度惶恐。
九江支部开展搜集武器、策反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既惊心动魄，又卓有成效。一次，为了搜集枪支，九江中学的进步学生以邀请国民党军警打篮球为名，将警察请到学校篮球场，在争抢篮球的时候，学生们故意与军警发生冲突，趁打架之机抢夺枪支，冲在前面的同学险些被军警抓走。
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有300多人，大队长由县长挂名，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大队长陈文彬手里。九江中学支部把陈文彬列为重点策反对象，通过关系多次做工作，晓以利害，政策攻心，终于使陈下定决心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党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防线迅即被摧毁，布防在湖口至宜昌段的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他们撤离九江后，上起瑞昌码头，下至湖口的百里江防，全由陈文彬的自卫大队接防。九江地下党派人过江到湖北黄梅、乘船过渡去湖口与解放军联系，来去十分方便。5月17日，解放军进入了九江城区，没费很大周折，就顺利地解放了九江。
中共武宁小组
1948年秋，为了配合解放战争，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指派龚成余赴武宁，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迎接解放。
龚成余，是江西吉水人，早年毕业于中正大学。他来到武宁县城后，在振风中学以教书作掩护，开始发展地下党组织。
龚成余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他很快把与他在吉安国立十三中的几位武宁籍同学发展成为中共党员。1948年11月，武宁建立起了党小组，共有5名党员，组长由龚成余担任。点燃火种后的龚成余不久接到上级的指示，于这年寒假辞去教员工作，离开了武宁。党小组的工作，指定由龚成余发展的党员卢修龙负责。
卢修龙任组长后，由于当时的形势紧张，为了防止组织被破坏，发展党员进行的十分谨慎，只吸收了一名党员，所以直至解放，武宁党小组一直保持着5名党员。
武宁党小组人数虽然不多，但为了迎接解放，却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以卢修龙在县城开的春秋书店作掩护，暗地里传播革命道理。党员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将介绍苏联情况的小册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和共产党的宣传资料等等，千方百计从书店带出去，或把书籍放在篾箩底下，或是放在什物的夹层里进行传送。有一次，一名党员从乡下回来，被看守城门的士兵发现了破绽，产生怀疑，他们将这位党员抓起来关在城西门楼上，情况十分危急，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打通了关节才得以脱险。
武宁党小组做的最多的工作是组建地下武装。有一名党员叫吴良城，是武宁船滩人，曾在国民党南京炮兵学校担任过军事教官，懂军事。他通过同学的父亲关系，找到国民党驻九江6642部队的司令盛克师，几经周折，获得了在船滩建立一个大队并任少校大队长的委派令，直属盛克师部队管辖。
船滩是吴良城的故乡，人熟地熟，他很快就拉起来了一支大队。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一是船滩中队，一是辽田中队。船滩中队队长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辽田中队队长由策反后的国民党乡长担任。
吴良城的工作本来是顺风又顺水，武宁党小组甚至作出决定，适时把队伍拉上山，成立湘鄂赣边区游击队打游击，直接策应解放军打过长江来，可偏偏此时出了问题。由于吴良城是直接和司令盛克师联系，又经常往来于武宁与南昌之间，引起了盛克师部属的嫉恨和怀疑，他们背地里策划着准备干掉他。吴良城察觉这一阴谋后，只好借口与同僚关系难处，请求盛克师把他调到司令部当了参谋，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兵权。虽然吴良城后来也想了一些办法，但还是没法重新掌控船滩大队。
在吴良城组建武装队伍的时候，其他党员也在积极行动。他们兵分两路，两人在县城南门一带，利用熟人关系，把源口、黄塅的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准备合适的时候拉进严阳山。另外两人则联络好友在澧溪秘密商议，准备组织地下武装。正在他们紧张酝酿的时候，5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武宁县城。
武宁党小组虽然没能在武力上接应解放军，但在迎接全县解放，协助开辟新区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随着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九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渐渐向武宁、修水逃窜，驻扎在武宁县城的也有国民党军队两个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通过武宁时，隐蔽在乡间的党小组成员，便主动去联络、报告情况。武宁县城解放后，武宁党小组活动转向公开。他们为解放军带路，向群众宣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揭穿国民党散布的种种谣言，帮助解放军催征粮食支援前线，协助收缴地方反动武装的枪支弹药。仅吴良城协助解放军收缴的武器就有：计步枪300余支，手枪5支，轻机枪3挺，小迫击炮2门，冲锋枪一支，还有无数的弹药。
组建赣北游击队第五大队
还在解放战争爆发前，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就认识到赣北地位的重要，指派黄（冈）浠（水）边区县委书记夏瑞金，潜入赣北建立联络点，以扩大活动范围，并规定每季度要向鄂东地委汇报一次工作进展。
夏瑞金接受任务后，来到了永修县的枹桐村，这里与德安县紧邻，山高林密，回旋余地很大，可是他一开始却遭受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夏瑞金在永修站稳脚跟后，就以贩卖棺材作掩护，雇船赴黄冈向党组织汇报，岂料被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的威逼下，他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并在同党线索表上填了6个党员名单（2人已死，4人去了延安）。夏瑞金脱离虎口后，在黄冈没能找到党的组织，仍然潜回了永修，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决心以成绩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中共黄冈地委知晓情况后，鉴于他没有出卖组织与同志，保留了他的组织关系，继续让他负责永修山区党的工作。
解放战争爆发后，一部分在中原突围中未能及时撤退的党的干部，通过夏瑞金的关系，在枹桐村隐蔽了下来。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组织上给了夏瑞金等人新的任务：武装自己，瓦解敌人，迎接解放军渡江。
夏瑞金很快发现，曾经担任过柘林乡乡长的邱才豪同情革命，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夏瑞金就主动接近邱才豪，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思想觉悟，争取了他的帮助。在邱才豪的协助下，夏瑞金联络了更多的贫苦群众，并在白槎、枹桐村、虬津等地策反乡公所的自卫队。在与夏瑞金共同工作中，邱才豪深化了对革命的认识，不久他也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1949年2月5日，在夏瑞金的领导下，举行了柘林暴动。这一天的黄昏，夏瑞金和邱才豪以请吃年酒为名，生擒了柘林乡乡长，然后利用早已打通了的内线，顺利地缴获了永修自卫队驻枹桐村分队的武装，得到长短枪60余支，当即组成了一支30余人的暴动队伍。夏瑞金和邱才豪率领暴动队伍开进云居山，成立了赣北游击大队独立第五大队。柘林暴动影响很大，夏、邱的队伍迅速扩展，尽管有一些周折，但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快延伸到了涂家埠，不少部队的骨干和涂家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党员。
渡江战役打响后，为迎接解放军南下，夏瑞金挑选一批人组织成立了九合乡、三角乡、仙井乡办事处，搜集情报，筹集粮草。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在渡江前就得知，赣北永修有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解放军过江后，夏瑞金主动与他们取得了联系。5月22日，永修县城解放。6月1日，夏瑞金、邱才豪率部在枹桐村参加整编，编入四十三军第一五六师，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